作者：辛民

第01部分 浪漫的色彩大师

——幻象主义绘画创始人刘佑局的艺术人生

（一）岭南又一家

中国现代艺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可谓是步履维艰，几乎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素以擅开风气之先的岭南广州，刘佑局的幻象绘画给艺坛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春”。

刘佑局是岭南画家，他的幻象绘画不可避免地具有岭南文化的形与影。岭南文化性、包容性的特征。是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很好结合，刘佑局的幻象主义绘画既是西洋绘画与中国文明相激结出的艺术成果，他的幻象绘画包含了海洋性，又超越了海洋性，因此具有一种俯视中西、融汇中西与古今，又超越中西与古今的气概。

“岭南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已树百年丰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岭南三家”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当时所面临的是东西文化交流、西方冲击中国的时代，这三位巨匠不为世风所掩，傲立潮头，留学日本，在坚持中国人文情怀的同时，从日本画中间接地吸收西画成分，折中中西，形成一种独立的画风。因为他们三人都生活在岭南地区，后来又因有较多的追随者，为了便于学术上的研究，就把这些人的艺术称之为“岭南画派”。虽说“岭南画派”当年从日本画、西画中吸收了很多养分，但其意境和笔墨仍然是中国的。与后来吸收西画创作“中国画”的其他画家的作品相比较，“二高一陈”的画还是很“传统”的。

刘佑局的幻象绘画也可以说是对岭南画派的传承和发展，在刘佑局的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画家超拔的创造精力和诗人、学者、艺术家的宽博胸怀。

曾经提出“创化论”的犹太哲学家柏格森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创造，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生命的直觉活动”。著名画家刘国松先生谈到自己的创新时曾说：　“那时我们是跟着西方大师的步子一步一步向前走，从印象派到表现派再到野兽派，一直到现在的象征主义、抽象派，上世纪50年代末全球流行抽象表现主义，往下该怎么走？西洋人没有变，我们中国能不能变呢？那时在台湾，西方大师的原作都没见过，都是通过画册、杂志等印刷品来模仿西方大师的作品。印刷品能够学的只是构图，颜色肯定不准，大画缩成小画也看不出笔触。我发现走这样的路子也是不对的。超不过人家也无法和人家相比，所以觉得应该中西结合。中国传统不能丢掉，西方的现代也不能放弃，应该取长补短，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结合中找到一条路子。”

刘国松追求中国现代画的漫漫长途，艰苦而又曲折，但回顾起来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他的智慧在于面对传统与西方，知道如何取舍。经过多年的探索后，他毅然重回东方画系，从事水墨画的革新，并提出了“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口号。客观地说，这个口号在如今仍然具有警世意义。

刘国松于是放弃了中锋的线和皴法的点，却保留了水墨和棉纸，别出心裁，探讨新的表现技法。他用粗糙纤维以及其他一些工具，创造了平常用笔难以表现的肌理。其自然的飞白、晕化，给人以崭新的视觉享受，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借用剪贴、水拓等手段，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手法。

王国维以弃绝浊世的高贵姿态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写道：“夫哲学与美术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艺术家的生命，需要心灵志向升华的存在，中华文化艺术生命的基因是通过文化思想和精神人格的示范遗传，要深刻认知人的价值，生命、自由、权利、人格、忧患、省察、忏悔，这些东西才包含着艺术家精神的独立与深度，是艺术家汲取人类文明养分的精神资源，是艺术家不可欠缺的艺术之魂，更是人类生存价值高贵生命哲学的重要因子。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兴起和成熟，深具人文精神的艺术家与美术史论家们已经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渗透在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背后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和文化立场。大道多荆棘，论事胆满驱，如此坚守学术品格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们，才能真正地、独立地开始思考中华文化艺术未来发展的前途，跳出思维狭隘的局限，在大变革的社会局面中，以其思想探索的自由活力，独品辽阔的绚烂，构建典型品格的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体系，创造出艺术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二）幻彩有神笔

刘佑局博涉约取，严于治学、敏于思考，他的幻象主义绘画作品，以知性驾驭艺术自由，以学识涵养绘画性格，形成其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宏大的画面上他娴熟地驾驭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他借鉴西方，又摆脱西方，同时又颠覆了传统，他的画作语无定法，图无程式，中国传统绘画基材和意境和同时，为东方绘画挖掘、整理和大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赏读刘佑局的幻象绘画，观者往往被扑面而来的气势一下子蒙头击中，继而迅速被吸引去近处细看、退后再看，再坐到展厅中央的沙发上呆看。墨彩淋漓、似真似幻，似是而非的总体风格，进一步地消解了画面形象的具象特征，纯以钩染块面，堆叠而成。画面形象完全消解了空间关系，纯以视觉观看的线路暗示，大段的画面主体徜徉于抽象与具象之间、悠游于诗意与画意之间、想象于人形与山势之间，与传统山水的观看经验大相径庭。就像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工作室学术总监张福林先生所说的：“他的创作心境是一个独立、自我而丰足的世界。沉浸在这个世界里，他的下笔便有不同的形象，便有不同的笔墨情绪，更有不同于古、不同于他人的艺术意境。”

作品《幽廉》系列、《紫气悠岚》、《自由飞翔》、《旷野芳踪》等新作都是刘佑局近来所做的超越性的变革。他的绘画将西方的形式观念与东方精神气质相结合，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视觉符号，而在新作中，他又强化了线条的运用，以绵长苍劲的书法线条，沉着纯粹的色彩，丰富微妙的烘染效果等最具有中国特征的视觉语言呈现出来。

刘佑局的作品往往寓局部的具象于抽象的幻象之中，画面极富力度与美感。有宏大的叙述，有诗意的私语，也有宁静的禅悦之美；有浪花四溅扑打在礁石之上迸发出不可遏止的力量的激荡，也有铅华褪尽之后锈迹斑斑的沧桑；有如歌般的潮水轻漫沙滩的温馨，更有清风明月下宁静的梵呗声声。作品的造型、情感、意象、抽象的平衡和把握完善地融合在一起而使他的画面流露出真切的现实体验的升华和升华后真切的现实体验。

刘佑局的近作《荷塘》系列作品更具震撼力。寂静的荷花透露着一种神秘感。简洁的构图处理压缩了画面时空感。画面中那些朦胧虚幻的荷塘月色，随着极富张力和充满诗意的墨彩的铺展和线条的延伸，构成一幅幅梦境般的超现实图像。在这里，画家似乎找到了片刻的安宁，摆脱和忘却喧嚣浮躁的现实世界，在梦幻世界里自在地遨游。这如信仰般的梦想或许正是他思想、创作和情感的源泉。古人画荷喜其亭亭玉立之孤姿，出淤泥而不染之洁质。刘佑局反其道而行，画荷塘丛生气氛，满密之象，境界为大，可谓把荷花当山水来画，满池纷乱之荷，再加上异想天开的布局与色彩，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之美。

画家别出心裁的表现，完全摆脱了以往的物理视觉概念，而是以一种心灵时空，一种幻觉的神话世界，突出了东方神韵的心象表现；又如《深秋》，完全区别于自然主义再现观，而是如梦如幻的富有音乐感的神韵表现。这些画都具有大自然的生命与表情，都是创作主体直呼大自然的回声，是心灵与万籁的交响，也是对东方美学理念的呼唤。

我认为，“幻象绘画”是画家的真诚幻想。真诚与幻想是艺术的基本特征，是用以反映精神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是艺术想象的灵魂，也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真诚幻想，反映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境界，这往往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先行。艺术幻想是一种创作手段，是画家不满足于现实的本来形态，而按自己的需要来虚构形象的一种创作方法。它植根于生活，往往又对生活作夸张的叙述和描绘而达到一种升华，因而幻想中的事物比真实情况下的更活跃，更富色彩，充满丰富的诗意。画家利用幻想手段作折光的反射，借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表达对真、假、善、恶、美、丑的审美评价。所以，没有真诚与幻想就没有艺术。

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种是建立于对传统理论和艺术实践成果的寻绎中，另一种是对新的绘画语言、语境体系的构建，获得表现上某种更新、更高、更典型化的意境开掘，以符合于艺术家自身精神气质和时代审美品格的美学价值体现，从更深刻和文化自觉意义上要求着画家在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和价值观等全面人格精神、艺术修养中找到自己历史与现实的立足点。从而能清醒地以现代意识的眼光去表现出自己富有文化内涵的个性风格和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刘佑局致思与探索和力度，二者兼之，似更基于后者。所以他的作品能够做到既无现代型画家的浅薄也无传统型画家的守成；所以他能够既重视形式也不忽视情感；所以他能够以视觉和心灵的需要形成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有意味”的精神家园；所以，他总能够不断变幻着表现手法，去追寻着不同感受和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有着艺术史意义上的价值。

此外，刘佑局的幻象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偏重于个性创造性的发挥，他是根据新的美学观念和构成原理，将点、线、形、色等造型要素进行有规律的组合，以发现其在表现的观念造型，扩展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容量。禅宗曰：“幡未动、风亦未动，乃心动也。”这正是艺术创作中的境由心生，心变、万变，万物皆变。实象之中亦有抽象构成，虚处之中虽然水墨色荡漾，看似变幻莫测，实则亦重画家内心潜意识的肯定。虚实之间，会心会意，在这造境之中营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同时发挥了画家在最佳艺术效果上的追求。通过对造型要素的追求，对构成原理的感觉理解，对视觉语言、美的观念以及材料的质感、技法体验，促进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形式感和美感的增长。在绘画中并非进行着数字的计算或既定的动乱。这一切都是在直觉控制之下，目之所见及心之所见。虽外绘其形，实内捕其神。其神韵看似偶得，实为画外功夫。须平时注意，对艺术品质的积累，对事物的悟性，对生活的领悟之心以积成艺术修养。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理解到书法创作中快慢松紧，抑扬顿挫的用笔，同时提供了欣赏者以更广阔的想象天地，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享受。因此，可以说创作的过程就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传情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便没有中国画创作。

（三）彩墨汇中西

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其成就的组成部分必然包括他创作的某一个艺术样式或是艺术语言、技法、或者是图式上有重大突破以及突破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大画家应该是一个很有思想的，这种思想首先必须有前瞻性，刘佑局始终是在思考中国画怎么向前走的艺术家。他是一位思想者，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自由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人类进取之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而来并应该朝更文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史就是思想解放史，人类社会面临的文化抉择必然是多元复合的，人类自我思想认识的提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命运，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的进化所需。一个民族的不幸，一种文明的衰落，归根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当下，社会各个领域的观念正处在更新之中，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类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思想大解放，社会就大进步；思想小解放，社会小进步；思想不解放，社会就不进步。没有思想自由、蜷缩在陈旧思维体系内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长夜里摸着石头过河。

刘佑局的幻象绘画是现代抽象艺术，也是中国当下出现的具有中国人文特征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气质和审美情怀，是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精神与西方绘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艺术精神生命力的延伸。他的幻想绘画同西方绘画有本质的区别，具有写意性、象征性、抒情性、抽象性等特征。

从材质上看，刘佑局使用的是宣纸，国画颜料、毛笔、丙烯颜料等。在技法上通过色墨聚合，乃至冲撞、融和等方式和形式手段；使之简洁精准、酣畅淋漓，且整体、大气、宏伟；与此同时，他在多次实验中，发现了不同材质的碰撞，产生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分解与聚合，本身就是奇妙的抽象形式与抽象形态的运动与氤氲之美，互为补充、渗透、互动，便产生了动静对比的气势、有无对比的空灵、虚实对比的含蓄：这样的情态在表现时越鲜明，越突出，越强烈，给人的印象就越具形而上的特点。赵具情绪性，越具精神的特点。

刘佑局以自己的人生历练，生命感悟，性情本色去面对人类艺术精神和文化潮流，主动地把自己置于人类整体的观念意识与潮流之中，在丰富复杂的文化交融、互换、穿插、碰撞与辐射中，不断筛选、过滤、淘汰、生成、综合并完成了艺术创作的自律过程：他把艺术创造与理想追求直接指向大美境界的求索，并收获了丰硕的艺术成果，建立并完善了自己的风格语言和表现形式。

综观刘佑局的幻象主义绘画作品，你很难看得出他出自于哪家哪派，他的彩墨与线条，都是经过创作主体主观审美改造之后的具有抽象审美意韵的形式符号，但这种形式符号又包含了浓郁的情感。他的画，不像是职业画家之画，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对于现实物象发自内心的那种抽象的幻化和审美表达。所以，他其实是做到了内在的真实与外在的形式的形式美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他抛弃了那种技术性、技巧性、程式化甚至是传承性的元素。他拒绝重复，拒绝用重复的笔墨去表现不同的画。在他看来，凡是用重复的笔墨去表现新的素材，产生的都是垃圾。

刘佑局先生的作品带给读者的首先是一种纯真无邪的浪漫与虔诚，靓丽的色彩闪耀着本身的灵光，这种灵光超越了种种善于艺术的种种理性与逻辑的判断，打破了以往经典作品的规范，而这种极富感性与直觉的艺术个性的本质——创造性与想象性，因为艺术的本真既消解理解，弘扬情感张力与自由意志，给人以心灵的感悟。刘佑局先生这些看似随意的挥洒，展示的却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他的绘画追求，他的艺术理想，还有他人生的点点滴滴，都融进了画里，画里画外，浑然一体，既有真情的流露，又有生活的本原，他的艺术之花就这样在春天里静静地开，我们在为其五彩斑斓的艺术作品所陶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刘佑局先生是一位浪漫的色彩的大师。

刘佑局幻象绘画重在以“异色”营造“秘境”。此色彩之于墨，幻化为五彩；此景由心中之境而生成，思接千载，心骛八极。故而是一种具有浪漫情怀的文化乡愁。艺术“意境”的开拓与营造是其艺术探索的核心命题和原点。他创造的幻象绘画既是一种“有我之境”，更是一种“无我之境”。有无之间，象由心生。既由心生，必通于神。他的画既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更是一种有无相生、无中生有的文化修复与精神复魅。

在现代艺术创作之中，要有对理想生活真切向往的作品，要有令人动容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但是，画家不能仅仅是风景的拍客，仅仅是一个记录者，还应该承担起乔治.桑达亚纳在《艺术中的理性》中谈到的那样：艺术必须立足此岸的社会人生，必须承担起某种首先义务——唯其如此，艺术才是理性生活的一部分。

从“刻图记事”的劳动之需要到“传神”、“卧游”、“抒怀”，再到“载道”说的成型，中国传统的绘画，从承担使命到崇尚自然，到“写胸中逸气”，每一段的发展都证明着中华艺术历久弥新的想象力和沉思天地的博大情怀。

中国画在文学、摄影、雕塑以及与西方绘画对峙的当下，着重对世相的仔细描摹，对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真情体恤已经很不容易，但我们仍然寄希望于新的艺术形式不仅限于一己肉眼所见，更可以洞幽烛微，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悲喜与奇迹——那应是哲学的光亮，美学的光亮和艺术的光亮之总和。

林风眠、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席德进等用生命蘸着水墨谱写的艺术之声余音未绝，刘国松、谷文达、刘佑局等穿梭于国际艺术舞台的中国艺术家们又以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和坚持，在多样性的世界艺术格局中，续写着最具辨识度和前沿性的先进中国艺术范本。

（四）开宗立新派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现实性、消费性图像的世界中，现代主义抛弃了视觉艺术的叙事性和情节性功能，我们几乎不再与时俱进那些潜藏在图像背后的历史隐藏，对图像的直觉经验代替了对图像的视觉阅读，而刘佑局的作品似乎在努力恢复我们的这样一种视觉功能，即恢复我们“阅读”绘画能力。

表面上看起来，刘佑局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的夏加尔式幻想、抒情、纯朴风格的综合，但如果更深入地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兴趣其实始终都在于为画面营造一种东方式的泛神论气氛，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他们总洋溢着一种民俗性的欢愉，但为了使这种欢愉流于纯感官的刺激，他又总是小心地使其控制在一种诗性的和历史化的背景之中为作品注入浓郁的东方元素。

一直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西方的艺术思潮冲击着国人的头脑，于是艺术创作开始模仿西方。“为什么我们要模仿西方，中国传统中的精华如此之多，只要选取其中之一，进行开拓，便是势不可挡的力作！”法国马休的创作曾受东方书法的启发；后印象派的高更从东方绘画之中汲取养料，创作出装饰性画风。

艺术家不应该简单地嫁接传统的符号，而是需要从终极的层面表达自身对世界的关怀。被我们动辄提及的传统和文化，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固有的范围——我们的当代和传统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单线划分，就例如我们现在所切身生活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当下的“传统”，而我们今日所在的世界，亦是不久之将来的传统。传统往往需要通过个体的人加以个别的体现，以个别的形态自我实现，才能更好地呈现其自身，而艺术家正是呈现这些时代精神的镜面。如何使得笔墨关系这一传统思考与当代艺术观结合，如何对宣纸和笔墨进行新的认识并挖掘其中当代的精神含义，这才是当代中国画创作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艺术家在经历了封闭之外，对国门打开之后西方艺术、中国的艺术家在经历了封闭之外，对国门打开之后西方艺术、哲学、思想的涌入，接受起来有太多的迫不及待，甚至是囫囵吞枣。到上世纪90年代，经过80年代生吞活剥式的学习，艺术家开始思虑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艺术家对西方开始变得从容，对中国传统变得客观，对当代语境下的中国艺术的发展趋向更加明晰——在传统文明里探寻有用的资源，结合对当下生活环境的感受，创作出不同于之前的具有中国味道的当代艺术。

然而，正如谚语所说，1000个读者眼中会有1000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同样，在当下，不同的艺术家，也会有不同样的关注，是一个无穷数列，即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艺术家是时间和生活的记录者，我们无法把控时间的态度，却可以在艺术作品里感受时代无穷变化的脉搏。

有些评论家说：“中国画目前仍处在国际文化的边陲”，“中国画要走向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西方就代表现代？这是立足点的问题，作为一个堂堂的炎黄子孙不能妄自菲薄，自己贬低自己。艺术既有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之分，为什么只有西方艺术才代表世界，而东方的中国艺术不能代表世界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从经济角色来说，中国的经济建设跟西方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但作为文学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国画与非洲的木雕是全世界公识的艺术精华。我真有些感到奇怪，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在唱要中国画跟西画去接轨呢？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力量的持续发展，在西方现代艺术日趋没落之时，世界艺术的中心必然会转移到东方，转移到亚洲，转移到中国。

刘佑局的幻象绘画绝不是对西方抽象绘画的简单克隆，倔的作品的基材是中国传统的，意境是东方情韵，主要技法是书法用笔。表象如西画的原因不过是重彩。

国画界有些人一提色彩，就说是西化，没民族特色，好像色彩是西方的专利，好像中国艺术与色彩真的不沾边!这是读偏了我们的美术史。其实中国的色彩自成体系，谓之五色体系。水墨也是这个色彩体系中的一支。故水墨也有“墨分五彩”之说。如果“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传王维《山水诀》)是谈水墨与天道关系的话，那么，“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周礼•冬官》)所谈的也是色彩与天地宇宙的对应关系。可见包括水墨在内的中国色彩系统都不仅仅是自然感官的视觉色彩系统，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象征的复杂的文化系统。而这个东方色彩系统，我们研究运用得还十分不够。而这当然又可以反过来给我们留下巨大的发展的空间。

此外，就是刘佑局幻象绘画的抽象性，当下有种批评观点：“抽象绘画作为一种有效的表现手段已经寿终正寝”，无疑是一种启示、一种挑战。刘佑局认为：“艺术观念的改变，问题源自社会人文状态的整体流动而变迁，同时也取决于物质与精神水准的普遍提升。当西方艺术从架上走到架下，从有意味的形式走到观念传达，西方多元艺术似乎也进入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思考之中。其中循环、回潮、再向前等态势都是自然合理的——人类文化是一种整体观念现象，从这一角度审视，无新无旧，无古无今，无东无西，无传统无现代。不论是有意味的形式或观念表达，无论媒介载体如何有差异，内涵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多元’其实也是‘一元’。”

没有艺术思想和独立创新精神，作品的艺术价值就等于零。现在一些平庸的画家，绘画行为靠的是吃着老祖宗创造的“老本”，反复临摹制作，跑在古人面前已经站不起来了，没有自己的艺术创新精神，还打着继承传统的旗号来炫耀自己。

在这个物质围剿精神的时代。艺术不能像科学那样讲究快节奏、高效率，艺术也不能只要求正确和精确，艺术不是普通的真理，而是疯狂的真理。艺术某种程度需要回归，需要排斥世俗和诱惑，需要在物质社会中纯洁地存在。现代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拜金与享受的盛行，不同程度影响着艺术。“艺术家的境遇越来越好，这对艺术是坏现象，艺术家越来越缺乏真实、痛苦、深刻的奋斗痕迹。”（刘明《艺术与生存》）

在这个讲究效益的社会，艺术家难以摆脱功利心。急于创造风格，急于标新立异，归根结底是急于名利。绘画艺术的哗众取宠或浮躁呐喊使一派繁荣的绘画隐藏着轻浮和虚弱。艺术家抵挡不住物质对精神的围剿正是绘画艺术危机的心病。

秉承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东方抽象绘画大师（美国学者语），刘佑局崇尚精神、求索思想、洞察博洽，既坚持应有的学术高度，又不放弃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也不回避艺术观念上的辩争，他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惰性和夜郎自大式的国粹时髦，是艺术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精神障碍。秉天地之精华而创生的中华文化，要敢于和今日处于制高点的西方文明洪波共涌，以人类意志与生命意义激荡起万倾碧波，为整个时代孕育出最鲜活的血液，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超越历史想象的浩瀚活力。我们不能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应海纳百川，要为融汇古今中西文化积极践行。21世纪新人文主义精神提倡多元文化互补，这是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和基本格局，以及应需呈现的大变革、大跨越、大气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宽阔的民族主义伟大胸怀之思想体现。道沿圣以垂艺，圣因艺而明道。只有这些以生命燃烧着审美激情、并以无畏的探索意志去扩展艺术存在疆域和人文意义的精英群体，才能真正拉开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之幕而耀照历史苍穹！有抱负的中国艺术家们：人的心需要经过信念之火的焚烧，才能战胜虚无宿命和物欲麻痹的黑暗吞噬，而所有精神内涵丰饶的真善美的献祭者，都会被历史雷电刻下流光溢彩的碑迹，一个创造与属于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已经来临，你们听到命运的呼唤了吗？！”

艺术是上帝赋予人类一个自由与规则的命题，是一种在人的心灵最活跃，体验最丰富的状态下自由与愉悦的审美体验。艺术的“自由性”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的底线，在规则中自由，在自由中愉悦。为了实现真正的艺术自由与愉悦，艺术家首先要寻找艺术的规则，艺术家个体的成长过程正是游离于“规则”与“自由”之间的若干个“进得去”与“出得来”的蜕变过程。“进得去”是借鉴先贤的艺术经验，“出得来”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进得去”的门槛将更多的艺术爱好者拒之艺术殿堂的门外。“出得来”的门槛同样将一部分怯懦的艺术家困入“围”中者情愿承认先贤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对传统卑恭的膜拜，显然无济于自身的发展。对传统迷恋的“遗老情结”使国画内在精神的苍白在当代不可避免地暴露。

国画的危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凸现，这种危机不是国画落入“末路”的危机，实质是来自画家主体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陷阱与无根状态的精神危机。回顾艺术的历程，艺术的确已被教义、被权术、被商品、被玩耍遮蔽得太久。在新世纪的艺术思辨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艺术时代的曙光，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我们却面临更多的问题。当我们倡导艺术的本体价值时，却发现更多的艺术家身陷各种各样的“围”中现实告诉我们，逃避现实，仅将眼光投向遥远的先贤与师长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缺乏近距离对现实的关注、缺乏自我认识与超越自我的勇气是致命的根结。

刘佑局是一个富有激情和创造能力的杰出艺术家。近年来他的幻象主义绘画先后在美国和北京展出，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刘国认为，刘佑局成功吸收了西面中关于色彩对比、互补的原理，运用平涂、破擦、渲染等手法，使得画面丰富多彩，和谐统一。创立了主观色彩极强、装饰意味甚浓、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面貌，开一代新风，将中国画之用色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凡是开宗立派之人，都具有独特的禀赋与过人的胆识。天赋是先天所带，这里暂且不论，胆识则是后天积累所得。李可染先生曾言：“所要者魂，可贵者胆。”刘佑局的成功，细想起来是有逻辑必然的。因为他能割去世俗的束缚，所以敢破敢立。他的胆识是建立在高度哲学智慧基础之上的，我曾说过：“刘先生是个智者，必将引领中国画的发展”。至今，我越发坚信不疑。

文章分类： 出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