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安德烈亚·瓜斯特拉
艺术史学家

鸭子和母鸡之间，究竟能说些什么呢？它们彼此真的能理解对方吗？在伊索、费德鲁斯或拉封丹的寓言里，鹰与狐狸会用同样的语言交谈；但人类却恰恰相反，尽管同属一个物种，仍背负着“巴别塔”之咒。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对话也常充满困难，更何况是在那些走了数百年不同道路的文化与传统之间——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绘画艺术。

在《对话》这件作品中，刘佑局正是唤起了这种价值观的碰面，一种仿佛“鸭同鸡讲”的情境，双方似乎都无法真正说服对方。这是一种艺术上的挑战，艺术家刘佑局坦言，他曾在“无数个沉默的夜晚”中研究并比较中西绘画。这和那个永恒的难题产生了共鸣——“翻译中的失落”，即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遗失的东西：罗伯特·弗罗斯特曾说，那就是诗本身。

刘佑局作品《对话》69*69cm

例如，当某种颜色对一些人意味着喜庆，对另一些人却代表不幸时，该如何传递这种色彩所唤起的情感呢？又该如何调和西方将宇宙用人类尺度加以框定的倾向——即便看似不使用，也在艺术中预设光学格、消失点及投影，与东方将人类视作空间中未定义的一片片段的视野呢？符号应如何被理解？甚至是观看图像的逻辑本身，该如何统一？这种风险就像一个人在其他地方数十年驾驶无误，却在英联邦国家无意识地坚持错误方向一样，仍会坚定地驶向错误之路。然而，恰恰是在这种间隙、这种不可化约性之中，闪现出可能的微光。

如果，正如古话所言，“翻译即是背叛”，那么刘佑局是在背叛东西方的期待，以保持对自己艺术愿景的唯一忠诚。他的“翻译”行为，与强行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无关。他不是因此陷入误解，而是抗拒彼此无法沟通的局限，将空白、沉默与呐喊——一种在消解与潜在形态间的碰撞，转化为一个自由港口，在这里对立不仅共存，而且同时变得正确且必要。

从这种角度看，他的整体美学符合这一后现代的设定。《三生万物》中流动的书法线条呼应着祖先的回声，那是道家思想核心的人与宇宙的和谐之求。然而，这种联系受到西方视觉语法元素的强烈侵入而被打乱，甚至被破坏。在这种语法中，波洛克以及在他之前的印象派与抽象艺术家，占据着主导地位。结果是一组变化不定的作品，有时宁静安详，有时激烈奔放，其标题《第三思维的场景》、《火星计划》、《点缀》都暗示着不息的运动，这种探索的范围从故乡的记忆《多情的土地》到对遥远星系的幻想性重构。

伟大的惠特曼曾写道：“孩子走向世界，与世界合为一体。”同样，艺术家刘佑局似乎也与他所描绘的对象及其特质融为一体，无论是一株骄傲地扎根大地的树根《扎根沃土》，还是一朵转瞬即逝的白菊之美《洁白的菊花》。

安德烈亚·瓜斯特拉观看刘佑局作品展

不同于许多在面对欧美艺术时持明确立场的同胞，要么融合，要么相反，以“犬儒式”尖锐批判，这其实也是对其规则的默许。刘佑局的表现就像历史的重量非常轻，他本人仿佛是地球上的第一位（或最后一位）画家。他是对的吗？他是错的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位独特的“短世纪”解读者——这个世纪充满了融合与矛盾。

无论鸭和鸡在说些什么，对于任何寻求中国在艺术世界的旗手，或艺术世界在中国的旗手的人来说，首批浮现的名字之一必然是刘佑局。